匈牙利1968年双重谋杀案：三度死刑判决，真凶至今未落网

布达佩斯——1968年10月12日夜间，入侵者闯入位于匈牙利卡拉琼德（Karácsond）的桑多尔·普雷森斯基（Sándor Prezenszki）家中。被声响惊醒的普雷森斯基夫人遭斧头重击七至八次身亡，其12岁儿子也在床上被三击致死。现场约1400福林被劫。

调查初期，警方怀疑指向西蒙·埃布内特（Simon Ebneth）与乔尔吉妮·霍洛西（Györgyné Hollósi）。起诉书称，两人于1968年春相识。埃布内特负债累累，霍洛西则希望摆脱其丈夫——她当初结婚仅是为了脱离警方监管。霍洛西曾提及需要筹钱并共赴布达佩斯租房。1968年夏末，她得知普雷森斯基出售了汽车，并推测售车款存放于家中。

据笔录，两名嫌疑人于1968年10月12日晚利用夜色前往普雷森斯基家。他们绕行房屋，埃布内特通过玻璃门旁的窗户向内窥视时，前额与鼻子触碰到玻璃。在屋后柴堆旁找到斧头后，他们撬开了夏季厨房的门。普雷森斯基夫人被声响惊醒，持手电查看时遇见霍洛西，惊呼：“阿吉（Ági），你们想在这里干什么？”随后，埃布内特索要钱财，并从背后用斧头猛击试图逃跑的妇人头部。受害者12岁的儿子被打斗声惊醒，亦遭杀害。

曲折的司法历程

此案一审由伊斯特万·卡姆拉什（István Kamrás）主持的埃格尔州法院审理。被告最初认罪，随后翻供。经过两周审理，法院于1969年10月22日判决埃布内特犯有谋利性多重谋杀及诬告罪，判处死刑；霍洛西作为从犯，被判十年严格监禁。

最高法院于1970年5月进行二审。霍洛西否认参与谋杀。埃布内特则声称是霍洛西首先提出杀人念头、选择受害者、探查时机，甚至杀害了男孩。尽管有同监舍囚犯证词支持，最高法院仍以需进一步澄清案情为由，撤销原判，指定布达佩斯市法院重审。

布达佩斯市法院由曾参与1956年后卡达尔时代镇压审判的法官贝洛·洛姆亚帕塔基（Béla Lomjapataky）主持。此次审理中，埃布内特推翻先前证词，否认罪行，称认罪源于精神紧张与绝望，并声称案发当晚他在卡尔的父母家过夜，指控谋杀实为霍洛西当时分居的丈夫乔尔吉·霍洛西（György Hollósi）所为。

关键证人乔尔吉·霍洛西——一名铁路刹车工，曾因涉嫌同谋被拘留四周后因证据不足获释——在法庭上承认仅从传闻知晓谋杀细节。

尽管如此，布达佩斯市法院于1970年12月8日判决埃布内特犯有谋利性多重谋杀、诬告、严重人身伤害未遂及累犯性侵吞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霍洛西作为同谋被判十五年监禁。洛姆亚帕塔基法官用了两个半小时宣读判决理由，法院采信了被告在调查机关和埃格尔法院前的认罪陈述，并由大量证人佐证。法官认为埃布内特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且霍洛西几乎是在煽动同伙杀人。

辩护与证据疑点

在第四次即最高法院审理前，埃布内特的辩护律师捷尔吉·巴兰迪（György Bárándy）指出，起诉书中存在大量存疑或可争议的事实，应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首先，现场勘查存在疏漏。窗玻璃上的一处痕迹先被推断为手套印，后断定为埃布内特的前额印，再后来又被声称是霍洛西的前额印。然而，与指纹鉴定至少需要八个吻合点不同，该前额印仅确定有两个吻合点。

法医也未注意到一名受害者是被两把不同尺寸的斧头击杀。据称，这一差异被忽略是因为不符合负责调查的指挥官预设的案情版本。

巴兰迪律师进一步指出，当时警方审讯中存在刑讯或使用其他强制手段逼供的情况。其当事人因此至少有十份相互矛盾的供述。在第一次撤销原判的审理中，审判长曾问被告是否自觉有罪，埃布内特回答“是，因为他犯了罪”。随后审判长询问其是否服药，才得知他在庭审当天服用了镇静剂，供述是在药物影响下作出的。

律师称，从现场勘查笔录看，调查初期，调查人员几乎是在教嫌疑人如何描述行动，因为埃布内特连偶然吻合事实都做不到。但后来，他却“奇迹般地”记起了一切。

最关键的质证发生在最后庭审日。经律师请求并获得法官许可，巴兰迪要求埃布内特当庭试穿主要物证——染有受害者血迹的裤子。四名证人均宣誓称在案发当天现场认出他，正是凭借这条裤子。这条颜色醒目、带有血污的裤子确实难以与其他衣物混淆。然而，无人想到让他试穿。结果，在狱中体重减轻约20公斤的埃布内特，裤子甚至提不到膝盖。

最终判决与悬案

最高法院最终于1974年10月7日因证据不足，宣告埃布内特谋杀罪名不成立。然而，媒体对此无罪判决普遍沉默，因为报道此事无异于对当时司法系统的控诉。

调查人员几乎立即锁定了“理想的嫌疑人”——埃布内特确有漫长的前科记录，酗酒且生活堕落。但同时，调查视野狭窄，只传唤指控主要嫌疑人的证人，证据收集也带有针对性。

当局从未认真考虑过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此案印证了传奇刑事法官捷尔吉·帕林卡什（György Pálinkás）的永恒箴言：当一位检察官在案件中高声宣称“如此可怕的罪行必须有人负责”时，法官冷静回应：“不是‘有人’，而是‘罪犯’必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