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尔时代匈牙利人的圣诞节：逃离、秘密弥撒与被压抑的渴望

在匈牙利卡达尔时代，对许多人而言，圣诞节并非安宁与温暖的时刻，而是充斥着紧张、匮乏与无声恐惧的时期。无论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卧病在床的儿童，还是需要长时间轮班的成年人，这个节日的意义往往与官方宣传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军营内的圣诞节

在义务兵役制时期，圣诞节被视为匈牙利人民军中最关键的时期之一。由于战备状态持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应征士兵获准回家过节，其余士兵则需留在军营——至少名义上是如此。然而，据匈牙利媒体 Blikk 报道，节日期间逃跑、失踪和特殊事件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政治军官会提前数周密切监视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并非依靠心理学家，而是利用告密者来识别那些若休假被拒可能试图逃跑甚至自残的士兵。被认为心理不稳定的士兵常在节日期间被“预防性”拘留，并受到持续监视。

临近圣诞节，逃跑企图成倍增加。士兵们常常互相掩护，甚至在翻越围墙时也是如此。然而，如果逃兵在作为平民时遇到麻烦——无论是事故、斗殴还是更严重的罪行——事情便无法再被掩盖。在某些年份，紧张局势如此之高，以至于卫兵被故意不配发实弹，以防止悲剧发生。

被禁止的节日氛围

多年来，军营内禁止任何圣诞节氛围的暗示。在早期，甚至禁止将松枝带入宿舍，节日大餐更是无从谈起。到了1970年代末，限制开始放宽：公共休息室出现了圣诞装饰，后来也有了圣诞树。圣诞夜午餐供应鱼，而晚餐通常是冷食。政权更迭后，军营开始提供起泡酒，而在更现代化的军营里，士兵甚至可以自己准备节日餐食。

然而，宗教庆祝活动在数十年间基本处于隐蔽状态。圣诞弥撒秘密举行，信仰和传统更多地受到压制，而非公开实践。

报纸记录下的圣诞节

包括 Napló 在内的当时的地方报纸，为卡达尔时代的圣诞节提供了揭示性的视角。1957年的文章仍深受战争记忆的影响：在地下室度过的假期、被毁的商店、以及没有礼物的孩子们。全球政治的阴影——核武器和大国威胁——笼罩在圣诞餐桌上。

1958年，在维斯普雷姆一家儿童医院的圣诞树下，孩子们的愿望很朴素：一个球、一个娃娃、一本故事书。还有一句胜过所有其他愿望的话：“我希望圣诞老人能让我好起来。”另一个孩子则低声说：“我想要一个好妈妈。”

工作、孤独与未言明的问题

从1960年代起，更多文章关注那些在圣诞节工作的人：公交车司机、医生、印刷工人。当家中烛光摇曳时，其他地方电话铃声响起，救护车被派出。据 Veol 报道，到了1970和1980年代，讽刺意味也悄然出现：塑料装饰品、“人造圣诞节”的感觉，以及越来越多为逃避孤独而住进医院病床的人。

到1989年圣诞节，基调已变得哀婉。作家们质问，有多少代人是在信仰和传统被刻意剥夺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人性本身似乎在消逝，那么节日装饰的价值又何在？

超越节日的意义

卡达尔时代的圣诞节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它是一面镜子。它揭示了一个社会如何试图在一个意识形态负担沉重且受限的世界里寻找片刻的安宁。在松香、烟花的光芒和冬夜的寂静背后，恐惧、缺席和未言明的渴望常常挥之不去——但有时，希望也同样存在：希望有一天，这个节日能够真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