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税收政策辩论：维持27%增值税以支持资本积累，还是转向刺激消费？

匈牙利经济学家Zsíday Viktor（日戴·维克托）近日提出，尽管欧盟最高的27%增值税（ÁFA）需要微调，但应予以维持。他认为，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税收体系的目标不仅是为国家预算支出提供资金，更是为了“资本化”国内企业家阶层，支持其财富积累，以形成一个资本雄厚的资产阶级。

Zsíday Viktor将这一政策简化为“国家支持快速财富积累，但不支持消费”。消费者支付高额增值税，储蓄者则支付低税。因此，国家实际上为富人/有能力储蓄者将匈牙利变成了一个税收天堂。他承认，在2010年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但今天是否依然成立？他提出疑问：“今天‘好’的税收，20年后可能就不再适宜维持了。”

随着四月选举临近，Zsíday Viktor认为匈牙利社会需要决定是更愿意支持消费还是资本积累，或者是否希望在此领域应用与以往不同的激励措施。

自2010年以来的政策催生了一个主要由“民族合作体系”（NER）受益者组成的非常富裕的阶层，其财富增长被许多人视为“简单的（公共资金）盗窃”。2020年代的通胀飙升，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加剧了公众对该阶层的不满。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应略微降低资本所有者的税收天堂状态，并减少对较贫困群体（某些）消费的征税。”

提萨党（Tisza Párt）正提议征收财富税并降低基本食品的增值税。前者虽受欢迎，但“效率低下，且伴随诸多负面副作用……带来的收入不足，难以征收，易引发法律纠纷”，此外还会使国内资本相对于外国资本处于竞争劣势，并可能吓跑国内中大型企业资本。而降低基本食品增值税则“可能见效快、易于实施且高效，但成本高昂”。

Zsíday Viktor认为，由于“仍缺乏广泛意义上的公民阶层”，2010年以来的路线（支持资本积累、对消费征税）应继续，因此27%的增值税也值得维持。他建议进行微调：“可将稍大的负担置于富人身上”，以便对某些基本产品的消费征收较低的增值税。为此，他认为提高资本收益税（利润税、股息税、投资税）是适宜的。

经济学家Bethlendi András（贝特伦迪·安德拉什）在评论文章中回应了Zsíday Viktor的建议。Bethlendi认为，为了“公民阶层建设”，“较贫困者按比例比（最）富有人群支付更多税收”，并且“超过900万人资助了几十万最富裕匈牙利人的致富”。他察觉到这背后未言明的经济政策目标：通过税收政策也实现资本化的资产阶级，其企业家绩效——其收入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还能投资何处？——从而减少资源短缺，以创造就业和提高工资的形式“涓滴”至低收入阶层。

这就是“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它实际上并非理论，而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1980年代）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经济政策接连失败后流行起来的经济政策构想。其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关税收政策的受益者。

Bethlendi测试了2010年以来的路线。如果其有效，那么国内所有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KKV）在经济中的作用本应增强。然而，自2013年以来，这一作用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2013年至2024年间，其雇员比例从68%降至65%，增加值份额从44%降至41%，而最被期待增长的投资份额则从35%大幅降至26%。外资子公司的增加值份额截至2023年（2024年数据尚未公布）从52%降至41%，但其投资份额从46%增至53%。

因此，数据完全未显示“涓滴”效应。可见的是最富有人群财富的增长、私人银行管理资产的增长以及不平等的加剧。作者得出结论：2010年开始的路线“经济效果未见，但其负面社会影响却显而易见”。因此，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经济中存在两种收入：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其总和为增加值，一方增长只能以另一方为代价。收入分配有两种类型：资本与劳动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

有意识的经济政策努力是使分配比例向资本收入倾斜。例如，将社会贡献税（SZHO）从2016年的27%降至2022年生效的13%，明确目的是让企业留存更多资金。财政部长Varga Mihály（沃尔高·米哈伊）于2020年4月17日在Facebook上发文称，政府决定引入进一步的税收优惠，这将为企业家庭留下2000亿福林。作为其中一部分，社会贡献税率也从17.5%降至15.5%，这将在下半年为经济参与者提供更大空间。解码后，经济参与者的更大空间意味着分配比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向资本倾斜。

文章指出，最终所有税收都落在劳动收入上，即使那些形式上针对资本收入的税收也是如此。如果对资本收入征收高额利润税，而企业家无法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充分补偿，以致继续经营无利可图，那么企业就会倒闭。

文章认为，Zsíday Viktor提出的“匈牙利社会必须决定是更愿意支持消费还是资本积累”的问题是错误的。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经济的良好运行既需要由不断增长的劳动收入支撑的需求，也需要满足此需求的企业盈利能力。在封闭经济中，分配比例过度向资本收入倾斜会因需求萎缩而在短期内导致资本收入下降；而过度向劳动收入倾斜则最终可能导致企业大规模倒闭，从而降低劳动收入。

在开放经济中，外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此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低税收，对其而言重要的是监管和政治稳定、劳动力技能、基础设施状况、公共安全等，而非内部需求。经济政策的艺术在于为整体经济留住重要的外资企业，同时加强国内企业，这需要基于工资增长的需求增长，而外资企业对此并不感兴趣。不应让整个经济政策去适应几乎只对廉价劳动力和低税收感兴趣、因而利润惊人的外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期望。

文章总结道，纠缠于2010年宣布的路线是否正确或是否有效是徒劳且耗时的。无论如何，必须终止它。经济政策的任务不能是使分配比例向资本倾斜，当前只有相反方向才是合理的。

间接而言，激励和加强市场竞争，通过竞争监管机构遏制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可以服务于这一目标。

文章最后讨论了劳动收入内部的分配问题，指出基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据，不平等在加剧。税收体系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虽然存在，但受到严重限制，问题可以通过此途径略微缓解，但无法解决。解决底层十分之一（五分之一、三分之一）群体的问题，仅靠可重新分配给他们的额外收入可能不够，这需要通过包含教育、医疗、住房和儿童保护在内的复杂社会政策方案才有可能实现，但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而为此增加的额外成本，除了那些拥有超过新设最高税率门槛收入的人群，还有谁能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