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就业困境：考公难度超哈佛 结构性失业威胁经济转型

路透社 —— 去年，中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首次超过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凸显了年轻一代在严峻就业市场中的挣扎。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虽然去年约有五分之一的考研者被录取，但根据公共部门开放的职位数量计算，参加11月公务员考试的考生中，99%的人将在年中录取过程结束时失望而归。

竞争激烈程度远超顶尖学府

案例显示，有来自西南省份的年轻女性周某，拒绝了电商巨头京东（JD.com）年薪30万元人民币（约合1400万匈牙利福林）的采购部门工作机会，转而尝试进入公务员系统。

这种现象是一代受挫青年的呼救。新冠疫情和中国经济放缓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困难。中国最大国有企业之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去年4月发布的一则招聘帖文生动反映了这种竞争：该公司为不久前公布的职位收到了“1,196,273份简历！来自全国10个城市和14所顶尖大学。我们与100多家合作伙伴组织共同招聘1730个关键岗位。”考虑到该公司所有空缺职位，被录用的几率约为150分之一，即进入哈佛大学难度的六倍。

青年失业率高企与数据争议

自疫情以来，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5%-20%左右。该比率在2023年中达到21.3%的峰值，随后中国国家统计局暂停发布该指标。后来虽恢复发布，但修改了统计方法，排除了寻找兼职或临时工作的在校学生。即便如此，失业率仍然高企，去年12月为16.5%。

高失业率背后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匹配问题：中国经济所需的人才与教育系统输出的人才类型不匹配。

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脱节

2003年至2023年间，高中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7%跃升至60%。因此，年度毕业生人数从2018年的753万激增至去年的1222万，创下历史新高。这种惊人的“学历膨胀”引发了分析人士的疑问：中国是否过度培养了高技能人才？劳动力市场数据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忧。2022年，20-24岁失业青年中，70%拥有两年或四年制大学学历。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学生的期望与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鸿沟。大多数应届毕业生渴望在科技、汽车或金融领域获得薪酬相对较高的办公室职位，但这些职位的竞争日益激烈。

物流、批发零售和服务业的企业需要一线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技能人才短缺，需要能在现代工厂工作、具备技术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最顶尖的理工科学生虽在研发领域有机会，但具备此类优秀资质的年轻人相对较少。

“体制内”工作的吸引力与“躺平”现象

学历膨胀背后是旧的“承诺”：毕业于中国精英大学几乎能保证获得一份高声望的脑力工作岗位和光明的职业道路。这导致中国父母极度重视子女教育，以确保其突破阶层的机会。长期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这一点，中下层父母倾尽有限资源为唯一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和教育。

寻求办公室工作的人数因此急剧增加，但劳动力市场未能跟上。若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通常面临两条路：大多数人接受某种临时工作，同时继续求职；另一条路是希望通过攻读硕士学位来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疫情期间许多人选择了后者，但现在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额外教育年限的回报率较低。

两种选择前景都不乐观，导致年轻人中“躺平”情绪蔓延。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关于所谓“鼠人”的视频。这个标签被那些对事业、爱情和婚姻生活漠不关心的人用于自嘲，他们选择一种低能耗、低消费的生活方式。一些人依靠父母支持，另一些人则仅赚取足以维持极简主义生活的收入，放弃了汽车和房产。

当局反应与系统性挑战

中国当局对此趋势持否定态度。去年9月，负责网络审查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起了一项新运动，打击网上传播的“过度悲观”情绪内容，此后开始打击那些认为努力工作没有意义的观点。

尽管16至24岁人群仅占中国劳动力的7%，但年轻人的失业和幻灭感开始侵蚀体制根基，这也解释了当局的激烈反应。

中国的体制基础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似曾相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时代的冷战思维。习近平（Xi Jinping）的目标是在2049年之前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超越美国。到那时，现在的二十多岁年轻人将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中坚力量。

从实现崇高目标的角度看，这种幻灭情绪并非好兆头。此外，对工作世界感到幻灭的人越多，社会安全网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中国在面临严峻人口老龄化挑战时，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希望在未来保持更正常但仍显著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抵消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社会契约与合法性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版的“社会契约”也岌岌可危。2014年，基于全国代表性民意调查，中国社会仍认为不平等可归因于个人缺陷；而到2023年，人们更多地认为不平等是结构性缺陷，源于机会不平等、腐败和经济疲软。

这种变化在一个政权以其绩效来证明自身合法性并弥补选举缺失的国家至关重要。领导层经常宣称其体制提供“全过程民主”，即持续听取人民意见并将其纳入决策。他们认为自己的治理方式优于美国，后者常被描绘成混乱和治理不善。过去几十年非凡的增长速度为他们的言论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

但现在可能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这可能部分来自于应对外部威胁的保护，以及消除其他体制可能更好的希望——这在政府表现不佳的领导人中很常见。

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Barclay Bram以2022年二十大上习近平用“风高浪急”形容外部环境的讲话为例。此外，贬低美国体制也服务于这一目标。

矛盾影响与长期风险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的失业问题非但没有削弱现状，反而有助于巩固它。随着公共部门职位变得更有价值，竞争更加激烈，少数成功获得职位的人更觉得必须对体制保持忠诚。

但这种趋势抑制了创造力和实验精神，长期来看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年轻人的失业对于长期追求的经济模式转型也构成问题。

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但基于出口的增长速度不可持续。因此，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是转向更注重消费的模式，这方面确有空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在国际比较中属于最高之列。

2022年，20至39岁人群占总人口的26.7%，却承担了总消费的29.1%，是消费最多的年龄段。该年龄段对2018年至2022年间消费下降负有45%的责任。因此，在潜在的模式转型中，他们可能发挥比其人口比重更大的作用。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非好消息。